韦森：盘点2007年中国10大热点经济社会问题(下)
时间:2008-03-08 14:29:38 类别:社会热点问题 作者:我们
(续上)
7. 医疗体制改革
2007年，在媒体中经常讨论的另一个话题是医疗体制改革。由于这个问题将牵涉到千家万户家庭和数万医疗卫生单位以及制药业的利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自然引起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2006年9月，国家医改协调小组成立。这个医改小组，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由卫生部，财政部等11个部委所组成，办公室设在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发改委主任马凯和卫生部部长高强任双组长。为了稳妥启动卫生体制改革，国家医改协调小组委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和其它研究单位分别提出了9套医改方案。在2007年一年中，尽管这个医改协调小组一再放风说，新的国家医改方案将在年内推出，但到此稿发表时，仍然没有见到任何影子。这说明医疗体制改革问题十分复杂，且各方的意见差异仍然甚大，加上各方利益仍在纠缠“博弈”，导致了在中国医改方向上目前仍旧是“烟雾重重”的态势。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说，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顾昕曾透露，“从今年5月30日八套医改方案在钓鱼台国宾馆秘密‘过堂’以来的几个月中，各方的激辩简直就像‘一锅粥’。” ( http://www.tecn.cn )
在9套医改方案中，据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李玲教授所主持的方案较为中央医改协调小组的官员们所重视。李玲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创造了连续高速增长近三十多年的“经济奇迹“，但是经济增长并没有直接带来人们健康水平的提高。譬如，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的平均预期寿命仅增加了3.8岁，远低于其他国家的增长。虽然卫生总费用、人均卫生总费用增长很快，可医疗卫生领域仍存在很大的问题，是老百姓最不满意的部门之一。2005年8月9~11日,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央视资讯进行了对医疗体制改革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90%的民众对中国10年来医疗体制的变化感到不满意。世界卫生组织 2000年对全球191个成员国的卫生总体绩效进行了排序，中国被排在188位。在这样的态势下，医疗体制改革，看来是个无法回避的必然趋势。但是，如何改？向哪个方向改？各家研究方案均根本性的差异。从总体上来说，在医改方面，存在两条思路：一种思路是市场主导型，另一种思路是政府主导型。从世界各国的情形来看，美国是全球最市场导向的医疗卫生体制，医疗卫生的供给和需求大部分由市场来决定。在美国的医疗体制中，除严格的监管外，政府只负责为穷人、老人医疗买单和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市场主导型医疗体制的结果是，医疗服务越来越好，但医疗价格也越来越高。政府主导模式的医疗体制的典型的是英国和加拿大。在英国实行的是全民医疗服务体系，公立医院由政府全额投入，老百姓看病是免费的。有钱人需要特殊服务，可以到私立医院去。在这种模式下，实现了全民免费医疗，普及面广。根据这两种划分，李玲主持的研究团队主张未来中国的医疗体制应采用政府主导型；相反，同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周其仁教授则强烈主张市场导向的医疗体制改革，并在媒体上连续发表文章推介“安徽宿迁医改模式”。所谓“安徽宿迁医改模式”，据悉是为以卖公立医院为契机，把办医者和管医者分开，把医疗服务与公共卫生服务分开，把医疗服务机构与卫生防保机构分设。这也就是著名的宿迁医改的“三分”准则：“管办分离，医卫分策、医防分设”。据周其仁讲，在实行“放出来的医疗服务市场”而同时政府只坚守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医改之后，宿迁地区政府增加了用于医疗保障的开支，特别是完成了90％农村的新农村合作医疗覆盖，并适当提高城镇职工医保的水平和覆盖范围。对于这种模式，周其仁认为具有普遍意义，因而坚持他的所谓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医改方向。 ( http://www.tecn.cn )
除李玲和周其仁两人所提出的两套完全不同的医改方向外，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顾昕则认为，在未来的医改中，政府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要大力推进医疗卫生事业的社会公益性，而非自身成为医疗卫生机构的主办者。考虑到“以药养医”是促成医疗价格虚高的“幕后推手”这一现象，顾昕认为，采取“全民医保”，就可以终结这种不良格局。根据顾昕的划分，目前的“新医改”方案大体有三条思路：一是采取行政措施控制医药价格；二是改革医疗机构，强化其社会公益性；三是推行“全民医保”。顾昕认为，第一种治标不治本，第二种容易退回计划经济老路，只有第三种，才是“新医改”的出路。按照顾昕自己提出的医改思路，“民众参加医保后，大多数看病的钱都汇集到医保管理者那里，医保管理者就拥有了强大的购买力，从而可以同医疗服务提供者讨价还价，用市场手段降低医疗费用”。顾昕还提出，在这种全民医保的医疗体制中，“病人先垫钱治疗，事后到医保报销，这无法解决困难群众看不起病的问题，他垫不起那个钱”；“病人到医院看病，只需付自付费的那部分，医保报销部分则直接由医保向医院预付、划扣。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群众之急”。顾昕具体建议道，要进一步提高医保报销比例，使群众自付费部分降到20%左右。据悉，在提供新医改方案的9个机构中，有7家对全民医保方式表示赞同。由此顾昕认为，全民医保形成后，向医疗卫生机构支付医疗费用的老百姓就转变成了医保机构，这种付费方式的转变，可促使医疗机构重视药品性价比，同时医疗机构就可以自主决定医疗服务价格，而达到医疗服务真正的市场化目的。 ( http://www.tecn.cn )
众所周知，中国医疗改革要解决的一个核心弊端，是药价太高和医院以药养医的问题。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药价这样高？为什么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在医疗卫生市场上就失灵了？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的研究员朱恒鹏的调查研究发现，这里的关键问题还是一个医疗体制问题。正是在目前被扭曲的中国医疗卫生体制中，出现了一个怪现象：价格越高的药，越好卖。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怪现象？被扭曲的中国卫生体制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朱恒鹏的研究发现，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在中国目前的社会体制格局中医疗行业的两个显著特征：需求缺乏弹性和信息不对称。一旦遇到垄断性的市场结构，这两个特征就会导致“价格扭曲”。朱恒鹏认为，我国政府的对医疗行业的管制，就恰恰造成了医院垄断地位。这主要是因为国家出台的药品分类管理明确规定“处方药只能由医院卖”。在我国，公立医院控制近50％的医疗市场。在此格局中，一方面，处方药只有医院能卖；另一方面，不管公费医疗，还是医保，都必须到医院去。这结果就导致现在医院卖80％的药，并且有些药只能去医院买，想报销也只能去医院。医院由此便获得了垄断权。朱恒鹏还认为，就药品而言，现在医院是“双端垄断者”：一方面垄断买方，另一方面垄断卖方。有了这样的垄断地位，一方面医院可以对药厂说：“处方药你必须卖给我”；另一方面它又可对患者说：“处方药你必须从我这里买”。当然，医院也有它本身的道理。从道理上说，医院本身既能抬高药价，也能抬高医疗服务价格。但是，我们国家实际情形却是，医疗服务价格被政府管制人为压得很低，那医院不靠药价，又如何存活下去？结果，医院只能靠多开药和开高价药来赚取利润。沿着这条思路，朱恒鹏发现了目前医疗体制改革步履维艰的一个关键问题：要想医生收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提高，医药价格下降，卫生局长、药房的人这样的医务人员之外所有行政人员的收入都要降下来。药检局、发改委的权力也要降低。朱恒鹏认为，现在医疗改革的实际问题，并不在于没有可行的办法，而在于这些办法都不能被通过。 ( http://www.tecn.cn )
8．环境污染与治理
到2007年，中国的经济社会改革已经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一个越来越受国内国际各界关注的问题是中国迅速工业化过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中国的环境污染，表现在许多方面。除了时常笼罩在北京和一些工业大城市上空的“污云密布”的大气污染外，进入2007年以来，各地陆续爆发一些重大的水污染事件。如何应对这一严峻局面，就成为摆在中国政府决策者案头的最现实挑战之一。2007年在环境污染问题上所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是，太湖，这个流传着无数人文传奇、滋养了最为富庶的民众的中国第三大淡水湖，今年5月底突然爆发蓝藻危机。另据《财经》记者的报道，从“母亲河”黄河到北京所在的海河流域，“污染像晴夜的繁星一样无处不在”。实际上，这两条河流的命运也许更加灰暗，因为水资源的匮乏和到处肆虐的水污染，像“双头蛇”一样绞杀着它们曾经有过的勃勃青春。即使雨量充沛、人类活动相对较少，从珠江口到上游地区，从并不遥远的过去、现实到并不遥远的未来，水污染的阴影也无处不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周生贤在审议《水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发言时，曾引用了这样一组数据：2005年，在全国七大水系（珠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以及松花江）的411个地表水监测断面中，有27％为劣Ⅴ类水质，即基本上丧失了使用功能。2006年，虽然七大水系劣Ⅴ类比重稍有下降，为26％；但在全国地表水中，所占比例仍高达28％。水污染对国民经济造成了多大损失？根据《财经》记者的报道，水利部有资料显示，20世纪末，中国污水灌溉面积比20世纪80年代增加了1.6倍，当时已有1000多万亩农田受到重金属和合成有机物的污染。其中，被镉和汞污染的耕地跨越十余个省区。根据2003年中国的有关数字，世界银行有报告估计道，仅污水灌溉一项，就直接导致每年约70亿元的农业经济损失。世界银行的报告还指出，对于渔业，水污染的危害更加显著。随着养殖水体的水质恶化，致病菌、病毒、有毒有害物质往往会导致水生物患病，甚至大量死亡。报告估算，根据2003年的数据，中国渔业损失金额约为40亿元人民币。除直接经济损失外，水污染带来的危害，最直接的是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过去20多年来，不少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对癌症发病的环境机理进行研究，研究对象遍及淮河流域、江苏、山东以及河北等地。目前的研究已经发现，如果人体长期接触或者摄入污水中含有的大量化学污染物，比如砷、硝酸盐等，都会显著增加多种癌症的患病机会，包括肝、肺、膀胱甚至卵巢等。有些直接导致肝炎爆发的生物污染源，也很有可能最终导致肝癌的发生。 2003年卫生部进行的全国健康调查显示，仅在农村地区，每年死于肝、胃、食道以及膀胱癌的就有48万多人；即使根据保守估计，其中也可能有超过5万人死于因水污染导致的癌症。一些激进的估计甚至认为，这个数字会达到20万人之多。 ( http://www.tecn.cn )
中国环境污染的关键问题到底在那里？政府治理污染的措施又在哪里？秦晖的研究发现，在治理污染和环境保护问题上，似乎存在一个“尺蠖效应”：尺蠖一会儿收缩，一会儿放直，可是无论收与放都只朝着一个方向——有利于权势者而坑了百姓的方向——走。用孙立平的话说：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们]得”。 ( http://www.tecn.cn )
2007年爆发的水污染问题，也引起了像汪丁丁教授这样的著名经济哲学家的注意和重视。根据蓝藻在太湖大面积爆发而导致无锡缺乏可饮用水的报道，汪丁丁从道德哲学的思辨维度告诫世人：面对环境问题，人们必须行动，必须为牺牲环境所换来的便捷性而忏悔。每一个人，在未来十年有意愿行动起来保护地球的每一个人，他们参与的是政治运动。当地球与人类的生存成为问题时，不能解决这一紧迫问题的政府，将丧失合法性。 ( http://www.tecn.cn )
2007年的太湖蓝藻爆发和无锡水危机，警醒了国人，也使人们意识到了当今中国水污染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如何进一步行动？2007年6月底温家宝总理在无锡主持召开了“太湖、巢湖、滇池”污染防止座谈会。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在“全国湖泊污染防治工作会议”上也称：“要下大力气、下真功夫，采取有力和坚决的措施，遏制湖泊水质恶化的趋势，全面开展对湖泊水环境整治的攻坚。”之后，太湖流域的江苏周铁镇便成了“铁腕治污、重建生态”的重点突破镇。这一轮“运动”一开始，周铁镇的5名官员由于太湖排污监管失职被处分，而该镇22家化工企业列入关停行列。这一系列事件发生后，青年学者李华芳认为，“铁腕治污”或可以减少污染物排放的增量，但对于存量并没有任何改进，更不必说修复生态环境了。其次，“关停”一刀切之后，对当地的就业产生不利影响。周铁镇最先关停的一家企业有130多位工人，月薪在1300元以上。这些工人如何安置是“关停”之后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否则，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造成巨大的社会成本。这意味着一个地方的发展必须要平衡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和环境污染造成的成本。李华芳最后指出，太湖地区蓝藻的治理，环境的修复，都不是朝夕可成之事，除了要避免“技术误区、制度误区、意识误区”外，还需要做好长远打算。 ( http://www.tecn.cn )
9．政府财税收入飙升
在2007年，除了太湖蓝藻大面积爆、无锡水危机发这样令人震惊的新闻事件外，牵动数千万家和亿万人神经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是政府税收急剧增加的问题。接着，税收突然成了举国上下所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税收问题之所以引起媒体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并不是因为网上传出在全世界各国“税收痛苦指数”排名中中国连续几年排全世界的前三甲，而是因为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最近频繁调整一些税率。譬如，2007年5月30日深夜，财政部就通过新华社突然宣布将证券印花税税率从1‰调整为3‰，从而使国家财政收入单从此一项调整就能增收3000多亿元；2007年6月11日，国税局又通过新华社公布宣布，从7月1日起，中国将实行新的车船税缴纳制度，缴纳税额将平均提高一倍左右；另据2007年6月15日《东方早报》记者报道，权威人士最近透漏，中国在7月份大幅度提高资源税税率，上调幅度将至少1倍。同样从2007年7月1日开始，国税局从7月1日起取消出口退税制度，这无疑又影响到大量一些微利的出口企业的经营与生存。在国税局和财政部一系列的增加税收和政府财政收入的举措推出后，2007年前三季度，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竟出现了几乎创历史记录的31.4%的增长速率。财政部和国税局的这一系列动作，影响到当今中国的千家万户家庭和企业的直接利益，于是，政府税收问题和财税体制改革，就成了2007年中国报刊媒体中经常出现的醒目标题。 ( http://www.tecn.cn )
2006年12月，天津财经大学李炜光教授在《书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无声的纳税人”的启蒙文章。在这篇长文中，李炜光指出，在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格局中，强势政府、弱势民众的格局任谁也无法改变。面对重要的、涉及千百万人民群众利益的数千亿甚至数万亿的税收问题之类的大事，我们的自称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在讨论国家预算时几乎是一片寂静无声，而多数学者竟也选择了当哑巴。李炜光认为，税收是制度，是法律，是政策，反映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也反映出作为征税方的国家（政府）和纳税方的纳税人合作和互动的关系。但是，多少年来，以往我们看到和听到的，更多的是来自其中一方即政府的信息和声音，而另一方则一直沉默不语，几乎是一片寂静。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今的中国还是一个“无声的中国”。要改变这一状况，李炜光认为，关键还在唤起国人的“纳税人意识”之觉醒。作为一个财税问题专家，李炜光在这篇长文中从税的实质是什么，通常人们所说的税收“三性”（即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是否成立，什么是“纳税义务人”，纳税人交的税到底是国家的还是纳税人的，税收反映的是“权力关系”还是“债务关系”，我国宪法在税收问题上明显的欠缺是什么，纳税人必须拥有哪些基本权利等方面，对税收和我国现行财税体制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和独到的分析。他的研究发现，到目前为止，我国官员们所能理解的政府与纳税人的关系，还是“支配”与“被支配”、“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我国纳税人所理解的税收，还是停留在“皇粮国税”的水平。改革开放快30年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长进实在有限。在税收问题上，目前我们国家的情形是几乎全部都是政府自说自话，整个决策过程没纳税人的什么事，只有听招呼的份儿。由此李炜光认为，从宪法制度上改革我们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迫在眉睫。它主张，要通过宪政民主政制的建设，使公民纳税不单单是一种向国家尽义务的过程，更是法律对公民作为这个国家主人的身份的确认——因为，与义务相对的不只是权利，还融合着纳税人的责任、使命、尊严和荣誉。一个不尊重纳税人权利甚至不知道纳税人权利为何物的社会，是永远不可能造就出自觉守法的纳税人来的。读过这篇文章后，韦森在自己的博客转载这篇文章时曾推荐说：“李炜光教授的这篇文章，每一个识字的中国纳税人都应该花点时间认真地读一遍。” ( http://www.tecn.cn )
实际上，韦森也在2007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从“税收法定”的基本原理的视角对中国的财税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分析。韦森认为，把中国的税收痛苦指数排名前三，政府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例在全世界排名倒数第一，以及中国富人的税收负担在世界上最轻这三个问题结合起来看问题，我们就会知道，真的是到了从根基层面上反思我们国家的税收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基本安排之问题的时候了。从目前的税收制度看我们的财政和整个政治体制的现行安排，就会发现，目前财政部或国税局可以不经人大讨论和中国特色的“听证会”而自己决定征新税种和提高税率，这样的做法显然与现代社会中的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原则不相符。因此，明确国家的税收立法权，使国家的税收收入和财政支出规模等均由人大通过的法定程序加以规范，从而使纳税人的基本权利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在目前来看是一件非常急切的事。 ( http://www.tecn.cn )
近些年政府税收急剧膨胀和中国税制的基本问题，不但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关注，实际上也是今年两会期间人大和政协代表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南方都市报》2007年3月发表的一篇社论曾指出，中国未来的税制改革，须以宪政原则为基础。具体说来，中国需要一场深思熟虑的全面税制改革。这种改革须突破单纯财政视野，要通过调整税制、完善财政制度，为税建立坚实的政治基础。此一改革需以关于税的宪政原则为基础，它至少包括：第一，任何税都必须以国民的同意为唯一基础。第二，所有税收收入之支出，同样需经过人民代表的同意。第三，税只应用于供应人民所需要的公共品，而不应用于调控经济、调节收入差距、调节产业结构等等。第四，税只应当用于私人及社会确实无力供应的公共品的供应，并不是税越多社会就越发达，也不是政府干得越多就越好。 ( http://www.tecn.cn )
在中国税收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香港中文大学的王绍光教授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根据熊彼特提出的“税收国家”和他自己提出的“预算国家”概念，王绍光认为，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条基本思路，就是要完成从“税收国家”向“预算国家”的转变。要完成这一转变，关键要达致以下两点：第一是“财政统一”，即政府的收支最后统到一本账里，而不是有两本账、三本账，这样才能确保预算是全面的、统一的、准确的、严密的、有时效的。第二是“预算监督”，即代议机构能监督政府的财政收支，确保预算是依财政年度制定的、公开透明的、清楚的、事先批准的、事后有约束力的。王绍光还进一步提出，要达到这两个标准，要确立这两个标志，逻辑上我们可以推想出有三种向“预算国家”转型的可能途径。第一是先有财政统一，后有预算监督；第二是财政统一和预算监督交替推进；第三是先有预算监督，后有财政统一。历史上，法国、英国、美国正好分别走上了这三条路。接着，王绍光还深刻地指出，税收固然重要，预算也很重要。预算改革的目的是要把一个“看不见的政府”变为一个“透明的政府”。如果政府收支没有一本账，如果政府收支不受监督，它就是一个看不见的政府。一个看不见的政府，不可能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不可能是一个民主的政府。要建立一个民主的政府，首先要让它看得见：要让它看得见，它就得有一个统一的、受监督的预算。 ( http://www.tecn.cn )
10．法治中国与中国经济
既然中国政府近些年税收和财政收入的超高速增长，以及目前中国财政预算中的种种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个财税体制问题，而是与我们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密切相关联，那么，税制改革，就与我们的法治和宪政民主建设问题密不可分了。2007年，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些人士与法学界和政治学界一起，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讨论。2007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回顾性的文章，盘点中国的“依法治国”十年，追溯了在近10年中中国在建设“法治国”方面的一些进展和事件。许多专家认为，所谓依法治国，重在依宪治国。要树立法律的权威，关键在树立宪法的权威。建立宪法实施监督制度，已经刻不容缓。 ( http://www.tecn.cn )
到了2007年10月份，在十七大召开之际，《财经》杂志又邀请了四位法学界的专家，分别从“国家正义”、“依法治权”、“权利保障”和“程序正义”角度，探讨中国“依法治国”的前景和方向。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行政法学博士生导师马怀德教授指出，中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略，已经有十年的时间。这十年里，依法治国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法治实践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中国近几年来法治观念的普及，很大程度上是“依法维权”意识的提高。他认为，法治建设，尤其是依法治国，其核心应该是“依法治权”。再明确一点说，就是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马怀德论证道，因为“法治社会”首先是政府要守法，如果政府还处于法律之外，享有特权，不接受司法的监督，不接受立法的规制约束，法治国家的理想最终都难以实现。中国著名的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江平则提出，依法治国，建设法治社会，一个方面是制约和规范公权力的行使，另一方面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且这两个问题是相辅相成的。江平教授还尖锐地指出，在现阶段，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关键是真正落实宪法规定的新闻、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只有真正实现了公民权利的保障，依法治国、法治建设的成效才能真正体现。 ( http://www.tecn.cn )
在发表在《财经》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季卫东教授也指出，尽管近10年来中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许多成就，但是也不得不指出，事实上，中国的法治成就近年来在某些方面较之前还有所退步；而东亚的五个国家和地区（新加坡、日本、香港、台湾以及韩国），2005年时其法治成就便在世界范围内名列前茅。这意味着法治在中国具有紧迫的必要性和现实可行性。因此，季卫东认为，造成目前中国制度改革停滞的主要原因，在于“非不能也，乃不为也”。 ( http://www.tecn.cn )
由于法治和民主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讲法治，讲依宪治国，自然也牵涉到民主政治的建设问题。在这方面，经济学家陈志武在一篇访谈中，曾道出了他的以下事实，在世界上的180多个国家中，没有采用民主制度的所剩无几。民主作为一种制度不只在欧洲、美洲、亚洲、大洋洲，而且在非洲也很普遍。既然不管肤色、人种、文化、信仰和传统，差不多各国都采用了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那就说明这种制度的适用性不存在地域、人种或文化差别。所以，中国也必须迈出这一步。陈志武指出，今天中国也的确到了非民主不可的时候了。从实际利益看，从明中期到晚清，中国的财政税收基本是国民收入的3%左右，乾隆中期朝廷的财政收入只是在5000万两银子上下，相当于今天的95亿元；到晚清时，朝廷收入是8000至9000万两银子，还不到今天的200亿元，跟今天国家一年3.9万亿的财政收入比，当年的朝廷开支还抵不上零头。陈志武还尖锐的指出，明清时期的的朝廷的确糟蹋不了什么东西，充其量几千万两银子。可是，当今治国的情形就不同了。虽然现在一年的政府的财政开支4万亿，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还很欠缺，行政开支、形象工程占绝大头，花在国民福利上的钱只占小头。为什么是这样呢？归根结底还是缺乏对行政权力、对政府预算的问责机制。在财政预算不透明又没有公开听证的情况下，政府开支当然不会注重人民的福利。全国人大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对行政权力没有任何问责。在此情况下，腐败盛行，社会不公，地区间、城乡间以及不同群体间收入机会不平等，这些现象越来越严重。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怎样才能走向宪政民主？与法学家江平教授的看法相若，陈志武认为，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首先要做的是放开新闻媒体，这是成本小、见效快的最好办法。陈志武认为，民主政制的核心目的有两个，第一是监督问责，第二是把不同公民的利益偏好汇总起来。他提出，目前中国走向民主政治可能的路径应该是两方面同时进行：其一是从党内民主开始，党内一人一票选举，一步步积累经验，再逐渐扩大到全民；其二是继续基层选举，并逐步往上升，最后形成全社会的民主政治。 ( http://www.tecn.cn )
与近些年陈志武的一些见解大致相同，韦森近些年来一再呼吁，随着改革开放后市场机制的逐步生成，中国确实是到了认真考虑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和宪政民主建设的时候了。在2006年下半年和2007年年初，韦森曾提出，尽管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制建设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目前人们对现代经济社会中法治重要性的认识和理解还远远不够。法治是一个良序市场经济运行的保障，这一点目前已经为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大部分人所认同了；但是，对法治本身就可以直接创造国民收入和社会财富这一点，可能大多数人还没认识到，其中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和法学家。据韦森说，世界银行2005年出版了一部研究报告《国家财富到底在哪里？》。该报告综合分析全球 120 个国家的财富构成基础，最后发现，国家越是富庶，其天然资源所占比例越低，无形资产所占比例越高。通过分析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财富构成差别的原因，世界银行的研究发现，在决定一个国家的无形资本份额大小的诸多因素中，法治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为了量化法治对一国财富创造的影响，世界银行的这一研究特别设计出了一套法治程度指数，用以评断一国人民的守法意愿以及对该国法律制度的信任程度。研究结果显示，法治程度可决定一国 57% 的无形资本价值。因而，一国的司法制度越是有效、财产权保护越是明确、政府运作越是顺畅，整体财富价值也就越高。由此，韦森用一种“隐喻”的说法指出，“法治本身就能创造GDP”。基于上述判断，韦森提出，法治创生GDP，应该与“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的命题一样，成为每一个人都应该知晓的道理。基于上述认识，在2007年的一系列专栏文章和学术文论中，韦森一再呼吁，在中国经历了近30年的经济社会改革的今天，建设具有宪政民主政制架构的法治社会，已经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刻不容缓的一项社会任务了。在《南方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韦森还从政治学的角度对民主与法治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做了一些通俗的解说。他认为，“民主”说到底并不如人们照字面意义所理解的“人民当家作主”那样简单，“法治”也绝非意味着是国家和政府用法律手段来治理住了社会和老百姓。民主与法治，首先是对政府自身及其公务员行政权力及其范围的约束而言的，或者简单说来，民主与法治是人民大众有效约束和制衡政府行政范围和政府官员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一种有效的社会机制。正是有了民主和法治，政府行为和政府官员的行政决策才能真正被置放在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和制衡之下。只有有了真正的民主与法治，才能构建出消除绝大部分政府公务员腐败寻租的制度根源，才有可能达致一个民主法治下的和谐社会。 ( http://www.tecn.cn )
11．简单的结论
通过对上述当今中国10个热点经济社会问题的简单回顾，我们可以发现，2007年，既是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的一年，也是中国思想界和经济学界继续解放思想和提高认识的一年。经济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人们的思想认识也在提高，国人的法治和民主意识也正在觉醒。整体看来，2007年的中国经济，已经不再是一个既有着自身巨大经济成就和又有着种种社会问题的一个稳态的封闭体了，而是把中国的政治、法律、社会、文化、历史和传统内嵌在（embedded in）自身之中的一个急剧转型中的开放体系。西方一位当代左派历史学家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中曾指出，在一个现代社会体系中，“不是经济嵌入到社会关系之中，而是社会关系被嵌入于经济体系里”。用波兰尼的这一见解观察中国社会，将会非常有意思。2007年的中国，正如波兰尼所言，显然已不再是经济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而是社会关系已经被嵌入进经济体系里了。但是，这能否说当代中国已经步入了现代社会——或言已经基本完成了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这我们还说不准。但是，中国社会已经市场化了，对于这一点我们已确知。今天中国社会深层的问题在于，社会的市场化，对我们的法律、政治、社会、文化体制均意味着什么？人们对这一问题好像还没有思想准备。经济的市场化，自然必然地要求政治的民主化、社会的法治化、文化的多元化？意识不到这一问题，我们可能还要“交学费”。在当今中国，巨大的经济成就与复杂的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一个“后计划经济”社会自身的市场化，既自发蕴生着经济增长和制度演化的内在冲动，也显然潜含着进一步思想转变与制度变迁的巨大张力。因而，只有从一个开放的、过程的、历史的、文化的和思想的综合视角来审视“经济中国”，也才能开始理解中国的经济、制度与社会。
2007年，在媒体中经常讨论的另一个话题是医疗体制改革。由于这个问题将牵涉到千家万户家庭和数万医疗卫生单位以及制药业的利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自然引起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2006年9月，国家医改协调小组成立。这个医改小组，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由卫生部，财政部等11个部委所组成，办公室设在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发改委主任马凯和卫生部部长高强任双组长。为了稳妥启动卫生体制改革，国家医改协调小组委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和其它研究单位分别提出了9套医改方案。在2007年一年中，尽管这个医改协调小组一再放风说，新的国家医改方案将在年内推出，但到此稿发表时，仍然没有见到任何影子。这说明医疗体制改革问题十分复杂，且各方的意见差异仍然甚大，加上各方利益仍在纠缠“博弈”，导致了在中国医改方向上目前仍旧是“烟雾重重”的态势。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说，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顾昕曾透露，“从今年5月30日八套医改方案在钓鱼台国宾馆秘密‘过堂’以来的几个月中，各方的激辩简直就像‘一锅粥’。” ( http://www.tecn.cn )
在9套医改方案中，据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李玲教授所主持的方案较为中央医改协调小组的官员们所重视。李玲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创造了连续高速增长近三十多年的“经济奇迹“，但是经济增长并没有直接带来人们健康水平的提高。譬如，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的平均预期寿命仅增加了3.8岁，远低于其他国家的增长。虽然卫生总费用、人均卫生总费用增长很快，可医疗卫生领域仍存在很大的问题，是老百姓最不满意的部门之一。2005年8月9~11日,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央视资讯进行了对医疗体制改革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90%的民众对中国10年来医疗体制的变化感到不满意。世界卫生组织 2000年对全球191个成员国的卫生总体绩效进行了排序，中国被排在188位。在这样的态势下，医疗体制改革，看来是个无法回避的必然趋势。但是，如何改？向哪个方向改？各家研究方案均根本性的差异。从总体上来说，在医改方面，存在两条思路：一种思路是市场主导型，另一种思路是政府主导型。从世界各国的情形来看，美国是全球最市场导向的医疗卫生体制，医疗卫生的供给和需求大部分由市场来决定。在美国的医疗体制中，除严格的监管外，政府只负责为穷人、老人医疗买单和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市场主导型医疗体制的结果是，医疗服务越来越好，但医疗价格也越来越高。政府主导模式的医疗体制的典型的是英国和加拿大。在英国实行的是全民医疗服务体系，公立医院由政府全额投入，老百姓看病是免费的。有钱人需要特殊服务，可以到私立医院去。在这种模式下，实现了全民免费医疗，普及面广。根据这两种划分，李玲主持的研究团队主张未来中国的医疗体制应采用政府主导型；相反，同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周其仁教授则强烈主张市场导向的医疗体制改革，并在媒体上连续发表文章推介“安徽宿迁医改模式”。所谓“安徽宿迁医改模式”，据悉是为以卖公立医院为契机，把办医者和管医者分开，把医疗服务与公共卫生服务分开，把医疗服务机构与卫生防保机构分设。这也就是著名的宿迁医改的“三分”准则：“管办分离，医卫分策、医防分设”。据周其仁讲，在实行“放出来的医疗服务市场”而同时政府只坚守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医改之后，宿迁地区政府增加了用于医疗保障的开支，特别是完成了90％农村的新农村合作医疗覆盖，并适当提高城镇职工医保的水平和覆盖范围。对于这种模式，周其仁认为具有普遍意义，因而坚持他的所谓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医改方向。 ( http://www.tecn.cn )
除李玲和周其仁两人所提出的两套完全不同的医改方向外，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顾昕则认为，在未来的医改中，政府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要大力推进医疗卫生事业的社会公益性，而非自身成为医疗卫生机构的主办者。考虑到“以药养医”是促成医疗价格虚高的“幕后推手”这一现象，顾昕认为，采取“全民医保”，就可以终结这种不良格局。根据顾昕的划分，目前的“新医改”方案大体有三条思路：一是采取行政措施控制医药价格；二是改革医疗机构，强化其社会公益性；三是推行“全民医保”。顾昕认为，第一种治标不治本，第二种容易退回计划经济老路，只有第三种，才是“新医改”的出路。按照顾昕自己提出的医改思路，“民众参加医保后，大多数看病的钱都汇集到医保管理者那里，医保管理者就拥有了强大的购买力，从而可以同医疗服务提供者讨价还价，用市场手段降低医疗费用”。顾昕还提出，在这种全民医保的医疗体制中，“病人先垫钱治疗，事后到医保报销，这无法解决困难群众看不起病的问题，他垫不起那个钱”；“病人到医院看病，只需付自付费的那部分，医保报销部分则直接由医保向医院预付、划扣。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群众之急”。顾昕具体建议道，要进一步提高医保报销比例，使群众自付费部分降到20%左右。据悉，在提供新医改方案的9个机构中，有7家对全民医保方式表示赞同。由此顾昕认为，全民医保形成后，向医疗卫生机构支付医疗费用的老百姓就转变成了医保机构，这种付费方式的转变，可促使医疗机构重视药品性价比，同时医疗机构就可以自主决定医疗服务价格，而达到医疗服务真正的市场化目的。 ( http://www.tecn.cn )
众所周知，中国医疗改革要解决的一个核心弊端，是药价太高和医院以药养医的问题。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药价这样高？为什么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在医疗卫生市场上就失灵了？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的研究员朱恒鹏的调查研究发现，这里的关键问题还是一个医疗体制问题。正是在目前被扭曲的中国医疗卫生体制中，出现了一个怪现象：价格越高的药，越好卖。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怪现象？被扭曲的中国卫生体制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朱恒鹏的研究发现，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在中国目前的社会体制格局中医疗行业的两个显著特征：需求缺乏弹性和信息不对称。一旦遇到垄断性的市场结构，这两个特征就会导致“价格扭曲”。朱恒鹏认为，我国政府的对医疗行业的管制，就恰恰造成了医院垄断地位。这主要是因为国家出台的药品分类管理明确规定“处方药只能由医院卖”。在我国，公立医院控制近50％的医疗市场。在此格局中，一方面，处方药只有医院能卖；另一方面，不管公费医疗，还是医保，都必须到医院去。这结果就导致现在医院卖80％的药，并且有些药只能去医院买，想报销也只能去医院。医院由此便获得了垄断权。朱恒鹏还认为，就药品而言，现在医院是“双端垄断者”：一方面垄断买方，另一方面垄断卖方。有了这样的垄断地位，一方面医院可以对药厂说：“处方药你必须卖给我”；另一方面它又可对患者说：“处方药你必须从我这里买”。当然，医院也有它本身的道理。从道理上说，医院本身既能抬高药价，也能抬高医疗服务价格。但是，我们国家实际情形却是，医疗服务价格被政府管制人为压得很低，那医院不靠药价，又如何存活下去？结果，医院只能靠多开药和开高价药来赚取利润。沿着这条思路，朱恒鹏发现了目前医疗体制改革步履维艰的一个关键问题：要想医生收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提高，医药价格下降，卫生局长、药房的人这样的医务人员之外所有行政人员的收入都要降下来。药检局、发改委的权力也要降低。朱恒鹏认为，现在医疗改革的实际问题，并不在于没有可行的办法，而在于这些办法都不能被通过。 ( http://www.tecn.cn )
8．环境污染与治理
到2007年，中国的经济社会改革已经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一个越来越受国内国际各界关注的问题是中国迅速工业化过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中国的环境污染，表现在许多方面。除了时常笼罩在北京和一些工业大城市上空的“污云密布”的大气污染外，进入2007年以来，各地陆续爆发一些重大的水污染事件。如何应对这一严峻局面，就成为摆在中国政府决策者案头的最现实挑战之一。2007年在环境污染问题上所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是，太湖，这个流传着无数人文传奇、滋养了最为富庶的民众的中国第三大淡水湖，今年5月底突然爆发蓝藻危机。另据《财经》记者的报道，从“母亲河”黄河到北京所在的海河流域，“污染像晴夜的繁星一样无处不在”。实际上，这两条河流的命运也许更加灰暗，因为水资源的匮乏和到处肆虐的水污染，像“双头蛇”一样绞杀着它们曾经有过的勃勃青春。即使雨量充沛、人类活动相对较少，从珠江口到上游地区，从并不遥远的过去、现实到并不遥远的未来，水污染的阴影也无处不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周生贤在审议《水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发言时，曾引用了这样一组数据：2005年，在全国七大水系（珠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以及松花江）的411个地表水监测断面中，有27％为劣Ⅴ类水质，即基本上丧失了使用功能。2006年，虽然七大水系劣Ⅴ类比重稍有下降，为26％；但在全国地表水中，所占比例仍高达28％。水污染对国民经济造成了多大损失？根据《财经》记者的报道，水利部有资料显示，20世纪末，中国污水灌溉面积比20世纪80年代增加了1.6倍，当时已有1000多万亩农田受到重金属和合成有机物的污染。其中，被镉和汞污染的耕地跨越十余个省区。根据2003年中国的有关数字，世界银行有报告估计道，仅污水灌溉一项，就直接导致每年约70亿元的农业经济损失。世界银行的报告还指出，对于渔业，水污染的危害更加显著。随着养殖水体的水质恶化，致病菌、病毒、有毒有害物质往往会导致水生物患病，甚至大量死亡。报告估算，根据2003年的数据，中国渔业损失金额约为40亿元人民币。除直接经济损失外，水污染带来的危害，最直接的是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过去20多年来，不少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对癌症发病的环境机理进行研究，研究对象遍及淮河流域、江苏、山东以及河北等地。目前的研究已经发现，如果人体长期接触或者摄入污水中含有的大量化学污染物，比如砷、硝酸盐等，都会显著增加多种癌症的患病机会，包括肝、肺、膀胱甚至卵巢等。有些直接导致肝炎爆发的生物污染源，也很有可能最终导致肝癌的发生。 2003年卫生部进行的全国健康调查显示，仅在农村地区，每年死于肝、胃、食道以及膀胱癌的就有48万多人；即使根据保守估计，其中也可能有超过5万人死于因水污染导致的癌症。一些激进的估计甚至认为，这个数字会达到20万人之多。 ( http://www.tecn.cn )
中国环境污染的关键问题到底在那里？政府治理污染的措施又在哪里？秦晖的研究发现，在治理污染和环境保护问题上，似乎存在一个“尺蠖效应”：尺蠖一会儿收缩，一会儿放直，可是无论收与放都只朝着一个方向——有利于权势者而坑了百姓的方向——走。用孙立平的话说：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们]得”。 ( http://www.tecn.cn )
2007年爆发的水污染问题，也引起了像汪丁丁教授这样的著名经济哲学家的注意和重视。根据蓝藻在太湖大面积爆发而导致无锡缺乏可饮用水的报道，汪丁丁从道德哲学的思辨维度告诫世人：面对环境问题，人们必须行动，必须为牺牲环境所换来的便捷性而忏悔。每一个人，在未来十年有意愿行动起来保护地球的每一个人，他们参与的是政治运动。当地球与人类的生存成为问题时，不能解决这一紧迫问题的政府，将丧失合法性。 ( http://www.tecn.cn )
2007年的太湖蓝藻爆发和无锡水危机，警醒了国人，也使人们意识到了当今中国水污染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如何进一步行动？2007年6月底温家宝总理在无锡主持召开了“太湖、巢湖、滇池”污染防止座谈会。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在“全国湖泊污染防治工作会议”上也称：“要下大力气、下真功夫，采取有力和坚决的措施，遏制湖泊水质恶化的趋势，全面开展对湖泊水环境整治的攻坚。”之后，太湖流域的江苏周铁镇便成了“铁腕治污、重建生态”的重点突破镇。这一轮“运动”一开始，周铁镇的5名官员由于太湖排污监管失职被处分，而该镇22家化工企业列入关停行列。这一系列事件发生后，青年学者李华芳认为，“铁腕治污”或可以减少污染物排放的增量，但对于存量并没有任何改进，更不必说修复生态环境了。其次，“关停”一刀切之后，对当地的就业产生不利影响。周铁镇最先关停的一家企业有130多位工人，月薪在1300元以上。这些工人如何安置是“关停”之后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否则，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造成巨大的社会成本。这意味着一个地方的发展必须要平衡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和环境污染造成的成本。李华芳最后指出，太湖地区蓝藻的治理，环境的修复，都不是朝夕可成之事，除了要避免“技术误区、制度误区、意识误区”外，还需要做好长远打算。 ( http://www.tecn.cn )
9．政府财税收入飙升
在2007年，除了太湖蓝藻大面积爆、无锡水危机发这样令人震惊的新闻事件外，牵动数千万家和亿万人神经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是政府税收急剧增加的问题。接着，税收突然成了举国上下所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税收问题之所以引起媒体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并不是因为网上传出在全世界各国“税收痛苦指数”排名中中国连续几年排全世界的前三甲，而是因为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最近频繁调整一些税率。譬如，2007年5月30日深夜，财政部就通过新华社突然宣布将证券印花税税率从1‰调整为3‰，从而使国家财政收入单从此一项调整就能增收3000多亿元；2007年6月11日，国税局又通过新华社公布宣布，从7月1日起，中国将实行新的车船税缴纳制度，缴纳税额将平均提高一倍左右；另据2007年6月15日《东方早报》记者报道，权威人士最近透漏，中国在7月份大幅度提高资源税税率，上调幅度将至少1倍。同样从2007年7月1日开始，国税局从7月1日起取消出口退税制度，这无疑又影响到大量一些微利的出口企业的经营与生存。在国税局和财政部一系列的增加税收和政府财政收入的举措推出后，2007年前三季度，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竟出现了几乎创历史记录的31.4%的增长速率。财政部和国税局的这一系列动作，影响到当今中国的千家万户家庭和企业的直接利益，于是，政府税收问题和财税体制改革，就成了2007年中国报刊媒体中经常出现的醒目标题。 ( http://www.tecn.cn )
2006年12月，天津财经大学李炜光教授在《书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无声的纳税人”的启蒙文章。在这篇长文中，李炜光指出，在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格局中，强势政府、弱势民众的格局任谁也无法改变。面对重要的、涉及千百万人民群众利益的数千亿甚至数万亿的税收问题之类的大事，我们的自称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在讨论国家预算时几乎是一片寂静无声，而多数学者竟也选择了当哑巴。李炜光认为，税收是制度，是法律，是政策，反映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也反映出作为征税方的国家（政府）和纳税方的纳税人合作和互动的关系。但是，多少年来，以往我们看到和听到的，更多的是来自其中一方即政府的信息和声音，而另一方则一直沉默不语，几乎是一片寂静。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今的中国还是一个“无声的中国”。要改变这一状况，李炜光认为，关键还在唤起国人的“纳税人意识”之觉醒。作为一个财税问题专家，李炜光在这篇长文中从税的实质是什么，通常人们所说的税收“三性”（即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是否成立，什么是“纳税义务人”，纳税人交的税到底是国家的还是纳税人的，税收反映的是“权力关系”还是“债务关系”，我国宪法在税收问题上明显的欠缺是什么，纳税人必须拥有哪些基本权利等方面，对税收和我国现行财税体制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和独到的分析。他的研究发现，到目前为止，我国官员们所能理解的政府与纳税人的关系，还是“支配”与“被支配”、“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我国纳税人所理解的税收，还是停留在“皇粮国税”的水平。改革开放快30年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长进实在有限。在税收问题上，目前我们国家的情形是几乎全部都是政府自说自话，整个决策过程没纳税人的什么事，只有听招呼的份儿。由此李炜光认为，从宪法制度上改革我们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迫在眉睫。它主张，要通过宪政民主政制的建设，使公民纳税不单单是一种向国家尽义务的过程，更是法律对公民作为这个国家主人的身份的确认——因为，与义务相对的不只是权利，还融合着纳税人的责任、使命、尊严和荣誉。一个不尊重纳税人权利甚至不知道纳税人权利为何物的社会，是永远不可能造就出自觉守法的纳税人来的。读过这篇文章后，韦森在自己的博客转载这篇文章时曾推荐说：“李炜光教授的这篇文章，每一个识字的中国纳税人都应该花点时间认真地读一遍。” ( http://www.tecn.cn )
实际上，韦森也在2007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从“税收法定”的基本原理的视角对中国的财税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分析。韦森认为，把中国的税收痛苦指数排名前三，政府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例在全世界排名倒数第一，以及中国富人的税收负担在世界上最轻这三个问题结合起来看问题，我们就会知道，真的是到了从根基层面上反思我们国家的税收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基本安排之问题的时候了。从目前的税收制度看我们的财政和整个政治体制的现行安排，就会发现，目前财政部或国税局可以不经人大讨论和中国特色的“听证会”而自己决定征新税种和提高税率，这样的做法显然与现代社会中的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原则不相符。因此，明确国家的税收立法权，使国家的税收收入和财政支出规模等均由人大通过的法定程序加以规范，从而使纳税人的基本权利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在目前来看是一件非常急切的事。 ( http://www.tecn.cn )
近些年政府税收急剧膨胀和中国税制的基本问题，不但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关注，实际上也是今年两会期间人大和政协代表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南方都市报》2007年3月发表的一篇社论曾指出，中国未来的税制改革，须以宪政原则为基础。具体说来，中国需要一场深思熟虑的全面税制改革。这种改革须突破单纯财政视野，要通过调整税制、完善财政制度，为税建立坚实的政治基础。此一改革需以关于税的宪政原则为基础，它至少包括：第一，任何税都必须以国民的同意为唯一基础。第二，所有税收收入之支出，同样需经过人民代表的同意。第三，税只应用于供应人民所需要的公共品，而不应用于调控经济、调节收入差距、调节产业结构等等。第四，税只应当用于私人及社会确实无力供应的公共品的供应，并不是税越多社会就越发达，也不是政府干得越多就越好。 ( http://www.tecn.cn )
在中国税收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香港中文大学的王绍光教授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根据熊彼特提出的“税收国家”和他自己提出的“预算国家”概念，王绍光认为，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条基本思路，就是要完成从“税收国家”向“预算国家”的转变。要完成这一转变，关键要达致以下两点：第一是“财政统一”，即政府的收支最后统到一本账里，而不是有两本账、三本账，这样才能确保预算是全面的、统一的、准确的、严密的、有时效的。第二是“预算监督”，即代议机构能监督政府的财政收支，确保预算是依财政年度制定的、公开透明的、清楚的、事先批准的、事后有约束力的。王绍光还进一步提出，要达到这两个标准，要确立这两个标志，逻辑上我们可以推想出有三种向“预算国家”转型的可能途径。第一是先有财政统一，后有预算监督；第二是财政统一和预算监督交替推进；第三是先有预算监督，后有财政统一。历史上，法国、英国、美国正好分别走上了这三条路。接着，王绍光还深刻地指出，税收固然重要，预算也很重要。预算改革的目的是要把一个“看不见的政府”变为一个“透明的政府”。如果政府收支没有一本账，如果政府收支不受监督，它就是一个看不见的政府。一个看不见的政府，不可能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不可能是一个民主的政府。要建立一个民主的政府，首先要让它看得见：要让它看得见，它就得有一个统一的、受监督的预算。 ( http://www.tecn.cn )
10．法治中国与中国经济
既然中国政府近些年税收和财政收入的超高速增长，以及目前中国财政预算中的种种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个财税体制问题，而是与我们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密切相关联，那么，税制改革，就与我们的法治和宪政民主建设问题密不可分了。2007年，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些人士与法学界和政治学界一起，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讨论。2007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回顾性的文章，盘点中国的“依法治国”十年，追溯了在近10年中中国在建设“法治国”方面的一些进展和事件。许多专家认为，所谓依法治国，重在依宪治国。要树立法律的权威，关键在树立宪法的权威。建立宪法实施监督制度，已经刻不容缓。 ( http://www.tecn.cn )
到了2007年10月份，在十七大召开之际，《财经》杂志又邀请了四位法学界的专家，分别从“国家正义”、“依法治权”、“权利保障”和“程序正义”角度，探讨中国“依法治国”的前景和方向。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行政法学博士生导师马怀德教授指出，中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略，已经有十年的时间。这十年里，依法治国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法治实践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中国近几年来法治观念的普及，很大程度上是“依法维权”意识的提高。他认为，法治建设，尤其是依法治国，其核心应该是“依法治权”。再明确一点说，就是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马怀德论证道，因为“法治社会”首先是政府要守法，如果政府还处于法律之外，享有特权，不接受司法的监督，不接受立法的规制约束，法治国家的理想最终都难以实现。中国著名的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江平则提出，依法治国，建设法治社会，一个方面是制约和规范公权力的行使，另一方面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且这两个问题是相辅相成的。江平教授还尖锐地指出，在现阶段，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关键是真正落实宪法规定的新闻、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只有真正实现了公民权利的保障，依法治国、法治建设的成效才能真正体现。 ( http://www.tecn.cn )
在发表在《财经》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季卫东教授也指出，尽管近10年来中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许多成就，但是也不得不指出，事实上，中国的法治成就近年来在某些方面较之前还有所退步；而东亚的五个国家和地区（新加坡、日本、香港、台湾以及韩国），2005年时其法治成就便在世界范围内名列前茅。这意味着法治在中国具有紧迫的必要性和现实可行性。因此，季卫东认为，造成目前中国制度改革停滞的主要原因，在于“非不能也，乃不为也”。 ( http://www.tecn.cn )
由于法治和民主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讲法治，讲依宪治国，自然也牵涉到民主政治的建设问题。在这方面，经济学家陈志武在一篇访谈中，曾道出了他的以下事实，在世界上的180多个国家中，没有采用民主制度的所剩无几。民主作为一种制度不只在欧洲、美洲、亚洲、大洋洲，而且在非洲也很普遍。既然不管肤色、人种、文化、信仰和传统，差不多各国都采用了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那就说明这种制度的适用性不存在地域、人种或文化差别。所以，中国也必须迈出这一步。陈志武指出，今天中国也的确到了非民主不可的时候了。从实际利益看，从明中期到晚清，中国的财政税收基本是国民收入的3%左右，乾隆中期朝廷的财政收入只是在5000万两银子上下，相当于今天的95亿元；到晚清时，朝廷收入是8000至9000万两银子，还不到今天的200亿元，跟今天国家一年3.9万亿的财政收入比，当年的朝廷开支还抵不上零头。陈志武还尖锐的指出，明清时期的的朝廷的确糟蹋不了什么东西，充其量几千万两银子。可是，当今治国的情形就不同了。虽然现在一年的政府的财政开支4万亿，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还很欠缺，行政开支、形象工程占绝大头，花在国民福利上的钱只占小头。为什么是这样呢？归根结底还是缺乏对行政权力、对政府预算的问责机制。在财政预算不透明又没有公开听证的情况下，政府开支当然不会注重人民的福利。全国人大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对行政权力没有任何问责。在此情况下，腐败盛行，社会不公，地区间、城乡间以及不同群体间收入机会不平等，这些现象越来越严重。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怎样才能走向宪政民主？与法学家江平教授的看法相若，陈志武认为，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首先要做的是放开新闻媒体，这是成本小、见效快的最好办法。陈志武认为，民主政制的核心目的有两个，第一是监督问责，第二是把不同公民的利益偏好汇总起来。他提出，目前中国走向民主政治可能的路径应该是两方面同时进行：其一是从党内民主开始，党内一人一票选举，一步步积累经验，再逐渐扩大到全民；其二是继续基层选举，并逐步往上升，最后形成全社会的民主政治。 ( http://www.tecn.cn )
与近些年陈志武的一些见解大致相同，韦森近些年来一再呼吁，随着改革开放后市场机制的逐步生成，中国确实是到了认真考虑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和宪政民主建设的时候了。在2006年下半年和2007年年初，韦森曾提出，尽管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制建设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目前人们对现代经济社会中法治重要性的认识和理解还远远不够。法治是一个良序市场经济运行的保障，这一点目前已经为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大部分人所认同了；但是，对法治本身就可以直接创造国民收入和社会财富这一点，可能大多数人还没认识到，其中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和法学家。据韦森说，世界银行2005年出版了一部研究报告《国家财富到底在哪里？》。该报告综合分析全球 120 个国家的财富构成基础，最后发现，国家越是富庶，其天然资源所占比例越低，无形资产所占比例越高。通过分析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财富构成差别的原因，世界银行的研究发现，在决定一个国家的无形资本份额大小的诸多因素中，法治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为了量化法治对一国财富创造的影响，世界银行的这一研究特别设计出了一套法治程度指数，用以评断一国人民的守法意愿以及对该国法律制度的信任程度。研究结果显示，法治程度可决定一国 57% 的无形资本价值。因而，一国的司法制度越是有效、财产权保护越是明确、政府运作越是顺畅，整体财富价值也就越高。由此，韦森用一种“隐喻”的说法指出，“法治本身就能创造GDP”。基于上述判断，韦森提出，法治创生GDP，应该与“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的命题一样，成为每一个人都应该知晓的道理。基于上述认识，在2007年的一系列专栏文章和学术文论中，韦森一再呼吁，在中国经历了近30年的经济社会改革的今天，建设具有宪政民主政制架构的法治社会，已经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刻不容缓的一项社会任务了。在《南方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韦森还从政治学的角度对民主与法治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做了一些通俗的解说。他认为，“民主”说到底并不如人们照字面意义所理解的“人民当家作主”那样简单，“法治”也绝非意味着是国家和政府用法律手段来治理住了社会和老百姓。民主与法治，首先是对政府自身及其公务员行政权力及其范围的约束而言的，或者简单说来，民主与法治是人民大众有效约束和制衡政府行政范围和政府官员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一种有效的社会机制。正是有了民主和法治，政府行为和政府官员的行政决策才能真正被置放在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和制衡之下。只有有了真正的民主与法治，才能构建出消除绝大部分政府公务员腐败寻租的制度根源，才有可能达致一个民主法治下的和谐社会。 ( http://www.tecn.cn )
11．简单的结论
通过对上述当今中国10个热点经济社会问题的简单回顾，我们可以发现，2007年，既是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的一年，也是中国思想界和经济学界继续解放思想和提高认识的一年。经济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人们的思想认识也在提高，国人的法治和民主意识也正在觉醒。整体看来，2007年的中国经济，已经不再是一个既有着自身巨大经济成就和又有着种种社会问题的一个稳态的封闭体了，而是把中国的政治、法律、社会、文化、历史和传统内嵌在（embedded in）自身之中的一个急剧转型中的开放体系。西方一位当代左派历史学家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中曾指出，在一个现代社会体系中，“不是经济嵌入到社会关系之中，而是社会关系被嵌入于经济体系里”。用波兰尼的这一见解观察中国社会，将会非常有意思。2007年的中国，正如波兰尼所言，显然已不再是经济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而是社会关系已经被嵌入进经济体系里了。但是，这能否说当代中国已经步入了现代社会——或言已经基本完成了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这我们还说不准。但是，中国社会已经市场化了，对于这一点我们已确知。今天中国社会深层的问题在于，社会的市场化，对我们的法律、政治、社会、文化体制均意味着什么？人们对这一问题好像还没有思想准备。经济的市场化，自然必然地要求政治的民主化、社会的法治化、文化的多元化？意识不到这一问题，我们可能还要“交学费”。在当今中国，巨大的经济成就与复杂的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一个“后计划经济”社会自身的市场化，既自发蕴生着经济增长和制度演化的内在冲动，也显然潜含着进一步思想转变与制度变迁的巨大张力。因而，只有从一个开放的、过程的、历史的、文化的和思想的综合视角来审视“经济中国”，也才能开始理解中国的经济、制度与社会。
2007-11-20韦森初识于香港沙田帝都宾馆
2007-12-9晚定稿于沪上复旦园
（《2007经济中国》，韦森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
[1] 在最初选编这部书稿的文章时，上海法律与金融研究院的李华芳研究员曾做了大量工作，并提了许多宝贵意见和有益的思路，这里谨志衷心的谢忱。另外，我的学生梁捷、方钦、黄雄和邵明波也对本书文章的选编提供了一些有益意见和建议，并纠正了一些打字错误。但是，本书选编文章的视角和纰漏，以及其中的任何偏见和不到之处，笔者自己将全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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