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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审视中西文化标准
——对易经阻碍近代科学在中国启蒙的思考

文章作者: 胡阳、李长铎 发表日期: 12/14/04 文章编号: 20030047

[摘要]：本文基于一项科学史的研究——莱布尼茨二进制，了解到《易经》对近代科学启蒙的作
用。从十六世纪末以易经象数派为代表的宋明理学进入欧洲，在莱布尼茨等人倡导下成为科学的
主流，推动人类进入一个数码时代。这与杨振宁提出的“《易经》阻碍近代科学在中国启蒙”形
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同样是一个《易经》，为什么在欧洲促进近代科学启蒙，而在孕育其成长
的中国，却阻碍近代科学启蒙呢？对于这个问题本文提出几点思考。同时希望在二十一世纪，共
建审视中西文化的标准。

[关键词]：易经、二进制、易经难题、近代科学、李约瑟难题。

一、引言

最近，媒体以“杨振宁指《易经》阻碍科学启蒙”为题，报道今年9月3日在北京举办的2004文化
高峰论坛上，杨振宁向《易经》“开火”。称“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这个影响
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此，引起学术界对中国文化在历史中的作用和
地位的讨论。[1]

《易经》是中华文化之源头，近百年来对它的认识各有不同。 “天地生人学术讲座”[注1]曾
在1990年前就“当代周易热是落后文化现象还是先进文化现象”举办了研讨会，14年中有关这方
面的报告和论文达百余次。 笔者在综述这些文献和完成一系列历史考证后，今年四月份在第585
讲中，专题对中国文化与近代科学产生做了介绍。并以“莱布尼茨在发明二进制前没有见过先天
图吗？”为题撰文，发表在今年《周易研究》第二期。[2]

笔者认为易学研究者与杨振宁在《易经》是否阻碍科学启蒙问题上商榷，对于近代科学产生与中
国文化的认识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基于一项科学史研究提出一些问题，供大家思考。

二、《易经》促进近代科学在欧洲启蒙

笔者通过十几年来的科学史研究发现，《易经》于17世纪促进了近代科学在欧洲启蒙，宋明理学
，在莱布尼茨等人倡导下成为科学的主流，推动人类进入了一个数码时代。[注2]

自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Ricci,1552-1610)来华， 开启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先河。在西方
天主教文化传入中国的同时，以《易经》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也进入了欧洲。中西文化呈现出双向
流通的模式。利玛窦的西方文化和思想对徐光启(1562-1633)、李之藻(1565-1630)和杨廷筠
(1557-1626)等人产生了影响[3]。 但徐光启等人对利玛窦输入中国文化和思想，引起西方科学
思想的变迁，认识宇宙也起到巨大的作用[4]。过去人们只强调利玛窦传播西方科学对中国的影
响，而忽视了中国文化和思想对西方科学思想变迁的研究。

从明末1603年出版的《天主实义》中可见，利玛窦对中国文化具有一定的思考，面对中国文化让
他思索的是认识世界的宇宙观——“第一推动力”[5]。在第一推动力问题上，以《易经》为背
景的中国文化认为宇宙始於“无”。无极而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天下
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西方却以天主教文化为背景把
“第一推动力”归属于“上帝”。

对“第一推动力”的争论随着“礼仪之争”[注3]在欧洲引起社会关注[6]。1658年意大利传教士
卫匡国(M.Martinius, 1614-1661)[注4]在欧洲出版了《中国上古史》 (Sinice historie decas
prima)一书，系统地介绍《易经》，展示一幅伏曦六十四卦图。德国神学家斯比塞尔(G.Spizel,
1639-1691)在1660年《中国文史评析》(De Re Litteraria Sinensium Commentarius)一书中
对卫匡国的著作做了评述，并将《易经》中的卦序称为“二进制”。近代科学奠基者莱布尼茨(G
.W.Leibniz,1646-1716)在斯比塞尔启蒙下研读《易经》[注5]，于1679年提出用“0”和“1”表
示“二进制”的构思，并经历多年的思考和求教一批来华传教士后，于1703年投稿法国《皇家科
学院院刊》，题为“二进位算术的阐述——关于只用0与1兼论其用处及伏羲氏所用数字的意义”
。[注6]

在“二进制”与《易经》关联问题上，曾有人试图否认。莱布尼茨本人也曾一度试图否认0和1的
“二进制”源于《易经》， 如1701年2月15日莱布尼茨致函北京的白晋(Joachim Bouvet,1656-
1730)[注7]，将其发明的二进制详细地介绍给白晋，而白晋发现这个二进制与易图相同。1701年
11月4日致函莱布尼茨告知，并附上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和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一年后，由于
莱布尼茨没有回函，白晋于1702年11月8日再函莱布尼茨。莱布尼茨说他于1703年4月1日才收到
白晋1701年的回信，见到了易图。

在1701年11月4日通信中， 当白晋指出莱布尼茨所发明的二进制体系与先天图雷同时，莱布尼茨
却辩解自己在20年前就已发明，但这终归经不起历史的检验。莱布尼茨在临终前，即1716年，在
“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的自然神教”(Lettre a M.de R閙ond sur la th閛logie
naturelle des Chinois)中终于诚实地说出他的二进制源于《易经》的过程和途径。并把《易经
》传入欧洲的时间向前提到十三世纪，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注8]。[7]

目前，在国内所流传的∶“莱布尼茨发明了二进制以后才见到了先天圆图。莱布尼茨根据二进制
来理解先天圆图，说先天圆图中已包含了他发明的东西”[8]。是根本不了解这段历史。

从十六世纪末中国文化流入欧洲，也改变了西方人的宇宙观，在“第一推动力”问题已由“上帝
”走向“宇宙始於无”的思考[注9]。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霍金(S.Hawking,1942-)就是一个实例。

三、一个难题的形成

杨振宁在“2004文化高峰论坛”以“易经对于中华文化的影响”为题，提出: 易经影响中华文化
的思维方式，所以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9]

上世纪六十年代，李约瑟(J.Needham, 1900-1995)於1964年在《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提
出的，他的问题是：为甚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中产生？为甚么在公元前一世
纪到公元十五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於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
成效得多？

李约瑟在对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发现， 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
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而现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
，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由这一反一正两个问题，构成了一个难题。

“李约瑟难题”对中国人认识和探讨科学可以说起到积极性的作用。在半个多世纪中一般中国学
者都做了相应的思考和研究，这也已成了中国人极为关注的一件学术性的论题。[10]

杨振宁受“李约瑟难题”启发，在“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和“中国没有科学”观念基础上
，提出《易经》阻碍近代科学在中国启蒙。但这种提法却与近年来科学史研究结果——《易经》
促进近代科学在欧洲启蒙，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样是一个《易经》，为什么在欧洲它促进近代科
学启蒙，而在孕育其成长的中国，它却阻碍近代科学启蒙呢?

这里也是一个一反一正的两个思考问题，在两个问题的对比下形成了一个理解性的难题。但这个
难题具有针对性，对象十分明确。为了使这个难题便于学术界的探讨和社会大众的评论，本文把
它称之为“易经难题”。

四、对难题思考

针对上述难题，本文仅对历史认知问题、中西文化评估参考系和历史中的西方科学主义者等三个
方面进行了思考。

1、对历史认知问题的思考

这里所说的认知问题主要是指历史知识面的了解程度，特别是对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了解。

上个世纪初李约瑟通过对中国古代文明史的研究提出一个“难题”，就是“近代科学为什么没在
中国产生”。近些年来，从莱布尼茨的二进制发明历史考证中发现李约瑟对中西文化交流历史文
献了解有限。

李约瑟在《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二卷， “关于《易经》与莱布尼茨的二进制算术的补记”(
Addendum on the book of CHANGES and the binary arithmetic of LEIBNIZ)一文中提出莱布
尼茨是第一位描述二进制者， 早在1679年已经写了“二的级数”(De Progressione Dyadica)一
文。莱布尼茨是在1703年发明二进制后才见到白晋所示八卦图，1703年将全部研究成果发表在法
国《皇家科学院院刊》，题为“二进位算术的阐述——关于只用0与1兼论其用处及伏羲氏所用数
字的意义”[11]。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后才见到八卦图的说法就这样形成，并长期误导中国科学
史的研究。其实，李约瑟等人根本没有在二进制这个问题上进行考证[注10]，对莱布尼茨在1679
年以前的历史是一无所知。其所谓“关于《易经》与莱布尼茨的二进制算术的补记”只不过重复
历史中的西方科学主义者的一些谎言。[12]

从莱布尼茨二进制考证中，发现了中国理学在欧洲的演变。理学源於中国《易经》，是中国人几
千年来，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中所形成的一种体系。宋明时期盛行，又称为宋明理学。中国曾
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具有先进的思想和技术，为什么未能建立起近代科学呢？对于“李约瑟难
题”过去很多人归之于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障碍，而忘记理学在欧洲已广泛传播，易经中的阴阳
符号已演变成了“0”和“1”，并形成现代理学，成为科学的主流。[13]

再者，认知问题还涉及到思考者是否能够及时了解到历史研究的最新信息和动态，这与科学技术
研究一样，文献检索十分重要。《易经》阻碍近代科学启蒙的提法明显存在着对历史认识问题，
缺少对中国文化在欧洲的思考，同时在了解近代科学产生方面也存在缺陷，只对欧洲一个岛屿学
派的牛顿思考，而不顾欧洲大陆主流学派的笛卡尔、莱布尼茨等近代科学巨匠的历史存在。

2,对文化评估参考系的思考

在这里，主要讨论选用文化评估的参考系，也就是在思考问题上要尊重历史，以史为鉴。科学是
指探索自然的一种方法，但现在却成了西方文化专有名词，如果以科学为审视文化标准往往会使
思考者故步自封，认为掌握了真理。其实，科学没有正确和真理的含义。在评估中西方文化时必
须首先要引用一个中性参考系，不能以西方或中国文化某一方为标准，否则就会出现无法辩别事
非，探讨将是一踏糊涂。

杨振宁是站在科学的立场，以西方为标准审视中国文化。所得出“中华文化没有发展出推演法”
结论，进而扩大到“《易经》阻碍近代科学在中国启蒙”。对于这一点需要思考的是中国文化如
果没有推演法是否就不能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以及历史中的中国人是否从来不对大自然做探讨
？“科玄论战”几乎一百多年。在这一百多年，学者们都在辩解中国有没有“科学”、中国有没
有“推演法”这种模式中生活，甚至以优劣论文明。

历史教训值得借鉴，在审视中西文化中不能使用单纯两者对比的方法。这是因为单纯的对比往往
出现以优劣论文明，造成文化纠纷，导致民族和社会仇恨。明朝一伙僧俗文人曾打着崇儒卫道的
旗号，对比西方文化，结果将天主教斥为“邪教”。万历四十四年(1616)南京礼部沈侍郎在上疏
中说道［14]:

从来治历，必本於言天，言天者必有定体。尧典敬授人时，始于寅宾寅饯，以日为记，如日
中星鸟，日永星火，霄中星虚，日短星昂。盖日者，天之经也，而月五星同在一天之中，月
之晦朔弦望，视日之远近，而星之东南西北，与日之短永中相应，是故以日记日，以月记月
，以中星记时。舜典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解之者，以天体之运有恒，而七政运行于
天，有迟有速，有顺有逆，犹人君之有政事也，则未闻有七政而可各自为一天者。今彼夷立
说，乃曰：“七政行度不同，各自为一重天。”又曰：“七政诸天之中心，各与地心不同处
所”其为诞妄不经，惑世诬民甚矣。(引自《圣朝破邪集》,1996,P60)

清朝初期，顺治十七年(1660)杨光先上陈《为历关一代大典，邪教疏谬肆欺，据理驳政，仰祈睿
断事》一疏，斥天主教为“邪教”， 康熙三年七月二十六日(1664年9月15日)，杨光先向礼部呈
交了《请诛邪教状》，其中指控汤若望将一昼夜分为九十六刻，再分为十二时辰，是不合古法。
历代成法是将一昼夜分为一百刻，再分为十二时辰，每时为八刻三十三秒三十三微三十三纤三芒
。除此还有节气问题、 二至二分问题， 太阳运行快慢问题，更调嘴参问题、删除紫气问题、颠
倒罗喉计都问题、中星问题、地球方圆问题等。[15]

清朝末期义和团运动，一些文人学士为了极力敦促朝廷惩治“邪教”。在同治六年(1867)的《南
阳绅民公呈》中说道16]：

夫人所持为人者，纲纪伦常与夫廉耻礼义也。彼教无君父之尊亲，惟耶苏之是奉，是无纲纪
也。无骨肉之亲爱，惟主教之是崇，是无伦常也。且己有妻女任其与主教亵淫，则廉耻丧。
只敬天主而不祀神祗祖考，则礼义亡。此等乱夷，行同禽兽，不待教而诛矣！岂容彼以禽兽
之教，化良民为莠民哉！至于欺压农商，鱼肉乡里，尤为常事。闾阎负屈含冤，无所控告。
易种可虑，滋蔓难图。(引自《反洋教书文揭帖选》,1984,P.17)

上个世纪初，由中国文化对比西方文化的局面变成以西方文化为标准对比中国文化。陈独秀在“
敬告青年”一文中说[17]：

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端五行之说，惑世诬民，地气风水之谈，乞灵枯骨；农不知科学
，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货弃于地，战斗生事之所需，一一仰给于异国；商不
知科学，故惟识罔取近利，未来之胜算，无容心焉；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
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
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
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也！(引自《新青年》,中州古籍版,1999,
P32)

自从“五四运动”以来，在中国一切均以科学(即西方文化)为标准来衡量中国文化，结果中国文
化格格不入。同时出现与明清时期相反的中西文化对比局面，把中国文化说成是“封建迷信”、
“伪科学”，甚至是“邪教”。把中国和中国人说成是一群没有“科学意识”的乌合之众。如有
人在“科学与伪科学世纪末的较量”一文中说[18]：

科学，一直是近代中国的中心问题之一。100多年来，如何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展科学技术，
摆脱落后局面，始终困扰着无数有志之士。即使民主革命的胜利为科学的发展创造了空前有
利的局面，“赛先生”的中国之行始终艰难曲折。长期落后的经济，导致我们民族的精神文
化中对科学始终缺乏全面的认识，缺乏科学观念，只知道科学研究所产生的成果的价值，而
不知到科学本身的价值。尽管现代科技深入社会的每一角落，但科学意识并没真正在广大国
民心中扎根。(引自《中国青年》,1995年6期,P24)

近期，还有人站在“科学”的立场，以达尔文进化论为标准，对中国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澄
江动物群与生物进化，进行打假。这种做法是借西方近代科学观拉大旗做虎皮，把自己的观点抬
得高高定为唯一标准，大帽子乱扣，棍子横飞。[19]

从上述这些实例中可见，历史中对文化争论往往引发一些社会运动和灾难，而这些均与审视文化
参考系有关。故本文在此呼吁，共建二十一世纪人类审视文化的标准。

3,对历史中的西方科学主义者的思考

利玛窦来华开创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在这个历史中也参杂着传教士为了传播天主教，而
贬低中国文化的事件。利玛窦初来中国剃光须发，穿僧衣，西僧自居。教堂都匾题“仙华寺”、
“西来净土”，均为佛学气息。在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对中国的儒、道、佛三大教的势力范围
有所估量，自然认为儒教在中国站有统治地位，而研读儒教经典，改穿儒服，蓄须留发，自称“
西儒”，以尊儒为旗号，公开攻击佛教。在利玛窦所著《天主实义》、《畸人十篇》、《辩学遗
牍》等，不得不从诠释儒家学说来达到其反对佛教、排斥宋儒理学的目的。中国没有科学等论调
开始形成[20].

由于来华传教帮会之间的利益之争和龙华民等人对“上帝”和“天”诠释“天主”表示怀疑，提
出中国经典是否述及天主、天使和灵魂。在对孔子的研究发现中国原来是一群无神论者，敬鬼神
近而远之。而对中国传统文化开始抵制，禁止在中国所有教徒“祭祖敬孔”，并把民族传统，说
成搞“迷信活动”，把中国文化视为“异端邪说”。这就引发了历史中一场持续三百多年的中西
文化意识形态斗争，即“礼仪之争”[21]。

起初的“礼仪之争”只是来华传教帮会的斗争，针对耶稣会，耶稣会士多半以文化融化为中宗旨
。十七世纪末“礼仪之争”进入高峰，形成欧洲抵制中国文化的局面。 法国理学博士李明(L.Le
Comte,1655-1728)在《中国现状新回忆录》一书中谈到孔子，而遭到谴责。索帮神学院查禁了耶
稣会士所有关于孔子伦理的论著。 沃尔夫(C.Wolff,1663-1754)在1721年作了一个关于“中国
人的实用哲学”(Sinarum philosophia practica)讲座，而被指控为宣扬无神论，险些被送上绞
架。

“礼仪之争”最终演变成罗马教廷与中国政府公开抗衡局面，一些传教士纷纷被遣返欧洲, 对中
国产生了不满的情绪与欧洲一些科学主义者联合，进一步诋毁中国和中国文化。法国启蒙思想家
伏尔泰(F.M.A.Voltaire,1694-1778)在这种社会形势，也不得不由赞美中国文化，而走向对中国
屡加贬斥。

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促使排斥中国文化加剧，西方科学主义排斥中国文化却成为殖民中国的前奏
。这正象欧洲一位史学家所说的一样：

谁有胆量去把一个曾给予世界这么多东西的文明古国变成殖民地呢？那么，首先只有对它进
行诋毁。然后由大炮来摧毁它。(引自《中国之欧洲》下卷1994，P.388)

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出使中国，搜集情报。随后密谋，以商船威胁厦门，直到鸦片战争，
中国成为一个半殖民地而结束。中国和中国文化在欧洲的声望一落千丈，贬低中国文化已成为西
方科学主义者的家常便饭，直至今日。[22]

五、结束语

自从“李约瑟难题”出现以来，在半个多世纪中一般中国学者都以“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于西
方”为前提求解难题，大作文章。对“难题”学术界也有人否定，认为是一个伪问题，李约瑟对
于中国古代科技水平估计过高[23]。但据80年代统计的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1900年， 在这2500年
间中西方近2000项科学技术成果，所绘出两组曲线中可以否定这种说法。[24]

从曲线中可见中国古代科技水平确实远远高于西方，它的发展过程是缓慢的，连续的，到后期有
趋于饱和的状态。欧洲在16世纪科学技术出现加速象，指数曲线上升，17世纪后期科技水平超过
中国。统计分析指出中国科学技术之所以落后于西方，实际上是因为欧洲科学技术出现加速发展
。造成这种加速发展的现象与中国文化流入欧洲十分关联。仅据考狄(H.Cordier,1849-1925)的
《中国书目》(Bibliotheca sinica,vol.2,4,5)所列，从1645年至1742年来华传教士出版有关中
国西著就有262部之多， 尚有数百种未发表的专著。这可比西学在中国出版的数量大得多。欧洲
科学技术之所以能够获得加速与中西文化融合和世界文化共享紧密相关。这一点已从莱布尼茨二
进制形成中可以确定。

从莱布尼茨的二进制发明历史考证中发现，李约瑟对中西文化交流历史文献了解有限，以及或多
或少地受欧洲科学主义的影响[注11]，而无法对宋明理学传入欧洲后进行追踪研究，导致难以揭
示的历史。其实，宋明理学传入欧洲后很快西化，在莱布尼茨推动下成为科学主流。中西文化在
十七世纪的汇合而形成了近代科学的历史长河，打破了古代科学的格局使其无国境和民族区域的
限制，成为一种人类共享的文化。

对于杨振宁“《易经》阻碍近代科学在中国启蒙”提法有人认为是对“李约瑟难题”的“解答”
[25]，但如果近代科学产生是一个人类共创和共享的历史，那么，试问杨振宁所解答的“李约瑟
难题”还有何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需要反思，但这种反思必须建立在对历史了解的基础上。同时以确凿的史料和严谨
的态度进行反思。有人以虚构小说《镜花缘》为反思论据[26]，把严肃的学术研究引入虚幻的世
故之中。甚至还搞些学术以外的声援活动[27]。这不可取，因为学术问题只能由理性地商榷和文
明地对话，而非社会运动。那种以偏见和敌意是永远也解决不了学术问题的。

在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发表的《甲申文化宣言》标志着人类在二十一世纪审视文化的新起点，彻
底结束了自利玛窦入华四百多年来的中西文化之间的偏见和敌意，呈现世界文明的多样性。

六、后 记

本文完成初稿后，特拜请一些学术界人士阅读，征求意见。对共建审视中西文化标准普遍认为是
当前有关中西文化研究和讨论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基础性问题。一些人硬把“近代科学”冒充整
个科学，把近代科学的模式（自然观、科学观、方法论、价值观）作为判定真理和错误的“绝对
标准”来衡量一切。在这种科学主义的强势文化的标准下，自然得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说
法，也自然把向近代科学成果和模式挑战的种种小概率自然异常现象、许多复杂性非线性研究成
果、非规范的民间科学成果，扣上“伪科学”、“赝科学”、“类科学”等帽子。这就从源头上
扼杀了中国科学界创新的可能性。同时，指出文章中有些观点和提法对中国大陆学者可能一时难
于理解和接受，这些观点本身又可能有较大争论。对此笔者做了一些修改和文章注释，但仍然还
有一些可能使大陆学者难以理解的问题。如∶十六世纪末以易经象数派为代表的宋明理学进入欧
洲，在莱布尼茨等人倡导下成为科学的主流，推动人类进入一个码时代；从1645年至1742年来华
传教士出版有关中国西著比西学在中国出版的数量大得多。欧洲科学技术之所以能够获得加速与
中西文化融合和世界文化共享紧密相关；中西文化在十七世纪的汇合而形成了近代科学的历史长
河，打破了古代科学的格局使其无国境和民族区域的限制，成为人类共享的文化。最后衷心感谢
各位已阅读的学者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同时更希望本文发表后有更多的学者提出宝贵意见。

[文章注释]:

[注1]“天地生人学术讲座”创办於1990年， 并得到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古脊椎动物与人类所
、中国地震局地质所等十多个单位的支持， 由宋正海等人主持。自1990年第1讲“周易与现代自
然科学”开始，讲座围绕着中国文化这一主题， 展开对自然和社会讨论。在第3讲中举办了一个
“当代周易热是落后文化现象还是先进文化现象”辩论会，随后有人在《周易研究》杂志上对科
学易发表了看法，并声称“依据确凿的历史材料，证明不是莱布尼茨根据先天圆图发明了二进制
，而是莱布尼茨发明了二进制以后才见到了先天圆图。”

[注2]数码时代，也称“数字化时代”。 是计算机信息处理的一次飞跃，一切图象与声音都可以
某种介子为载体转换为数字1和0的组合而传输。这一传输是可逆而不失真的过程，图象与声响可
以转化为数字——数字又可转化为图象或声音。

[注3]"礼仪之争"(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始於明末1610年利玛窦死后，一直迁延到1939年
历时三百多年。礼仪之争由教会帮派的争论，扩展到整个社会文化思想界。在争论高峰时期，康
熙曾一度出面调和，并严厉痛斥那些把中国“祭祖敬孔”和民族传统说成“迷信”和“异端邪教
”者。据《文书》十一载，1720年11月18日康熙谕西洋人语云：

因自多罗(J.B.Morales,罗马教廷特使)来时，误听教下阎当(C.Maignot,福建代牧)，不通文
理，妄诞议论。若本人略通中国文章，道理，亦为可怒。伊不但不知文理，即目不识丁，如
何轻论中国理义之是非。即如以天为物，不可敬天。譬如上表谢恩，必称皇帝陛下阶下等语
；又如过御座，无不趋跄起敬，总是敬君之心，随处皆然。若以陛下为阶下，座位为工匠所
造，怠忽可乎？中国敬天亦是此意。若依阎当之论，必当呼天主之名，方是为敬，甚悖于中
国敬天之意。据尔众西洋人修道，起意原以为灵魂归依天主，所以若持终身，为灵魂永远之
事。中国供神主，乃是人子思念父母养育，譬如幼雏物类，其母若殒，亦必呼号数日者，思
其亲也。况人为万物之灵，自然诚动于中形于外也。即尔等修道之人，倘父母有变，亦自哀
恸，倘置之不问，即不如物类矣，又何足与较量中国。敬孔子乎？圣人以五常百行之大道，
君臣父子之大伦，垂教万世，使人亲上死长之大道，此至圣先师之所应尊应敬也。尔西洋亦
有圣人，因其行事可法，所以敬重。多罗、阎当等知识扁浅，何足言天？何知尊圣？( 引自
《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1987,P.146)

祭祖敬孔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一种传统世俗。当时康熙派遣白晋等就礼仪之争多次与罗马教廷交涉
，求一调和，均无效，因此，康熙皇帝于1720年珠批“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
。随后，在1773年教皇克莱孟十四世发出“我们的上帝和救世主”通谕，宣布解散耶稣会，此通
谕1775年传到中国，在华耶稣会逐告解体。中西近代文化交流告一段落，进入排斥和敌意时期。
1939年罗马天主教废除以往对中国礼仪的禁令，允许天下的中国天主教徒进行祭祀祖先和孔子的
仪式。

[注4]卫匡国(M.Martinius,1614-1661)，字济泰，意大利人，耶稣会传教士。1643年来华在浙江
兰溪和杭州等地传教。1645年教皇英诺森十世禁止中国信徒参加祭祖敬孔礼仪。1654年卫匡国赴
罗马教廷申诉，教廷赞同卫匡国的主张。 1656年3月23日，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发出通谕，中国信
徒可以参加祭祖敬孔礼仪。卫匡国在欧洲期间，出版了一些著作。1658年在出版了《中国上古史
》(Sinice historie decas prima)一书，向欧洲人详细的介绍了《易学》的体系，如他以“
occultum feu imperfeetum fonat”解释“阴”；以“vero patens five perfeetum”解释“阳
”，展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八六十四卦的过程。书中所附的“六十四卦
图”为到置反版的伏羲六十四卦，一般认为这是第一个在欧洲出现的伏羲六十四卦。

[注5] 斯比塞尔(G.Spizel,1639-1691)是德国奥斯根堡当时著名的神学家。1660年斯比塞尔在荷
兰莱顿出版了《中国文史评析》(De re litteraria Sinensium commentarius)一书。 这本书名
过去有人叫做《中国文学》或《论中国的宗教》等。斯比塞尔在书中把《易图》称之为二进制，
就目前现有的文献记载是首次。在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一书中还没有用“binarium”一词，
他只是这样的叙述“ex his per Yn &Yang multiplicatis figuras octo”。 莱布尼茨与其有
过较密切的交往。在1669年莱布尼茨的“自然反对无神者的声明”(Confessio naturae contra
atheistas)一文就发表在其主编的刊物 (Epistola ad Reiserum de eradicando atheismo)上。
从1669年到1672年仅在柏林科学院出版的 《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一书中就
收集了莱布尼茨与斯比塞尔的12封通信。从这些通信中可知莱布尼茨在1672年以前就已通过斯比
塞尔开始全面关注和了解中国文化。他阅读的有关中国方面的书籍不仅局限于《中国文史评析》
一书，如在1672年2月27日的信中，莱布尼茨告诉斯比塞尔，他阅读了法国来华传教士聂仲迁(A
.Greslon,1614-1695)于1671年出版的《鞑靼统治时代之中国历史》(Histoire de la Chine
sous la domination des Tartares)一书，以及其他耶稣会士出版有关中国的书籍。在信中讲述
了“熙朝历狱”，汤若望(A.Schall,1592-1666)因删改《崇祯历书》为《西洋新法历书》颁行，
引起文化之争，惨死狱中，以及南怀仁(F.Verbiest,1623-1688)继任钦天监。莱布尼茨在信中还
特别谈到“中医科学”(Sinensium Scientiam Medicam)， 并由此比较了欧洲解剖学、化学、生
理学等，以及对中医的认识。可见，莱布尼茨与斯比塞尔也并不局限于对中国哲学的探讨。

[注6]法国《皇家科学院院刊》，题为“二进位算术的阐述——关于只用0与1兼论其用处及伏羲
氏所用数字的意义”。西文: Explication de l'arithm鑤ique binaire, qui se sert des
seuls caracteres 0 et 1, avec des remarques sur son utilit?et sur ce qu'elle donne
le sens des anciennes figures Chinois de FOHY，Histoire de l'Academie Royale des
Sciences,Ann閑 MDCCIII.收稿日期为1703年5月5日。

[注7]白晋(J.Bouvet, 1656-1730)，字明远，来华传教士，法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数学家。1688
年抵达北京，获得康熙皇帝的赏赐，在宫中教授西方数学。1697年白晋回法国，与莱布尼茨相识
。从1697年10月18日白晋首封信开始，至1707年。据维德迈尔(R.Widmaier)在《莱布尼茨中国通
信集》(LEIBNIZ KORRESPONDIERT MIT CHINA》一书中就收集了白晋与莱布尼茨的直接通信15封。
白晋对《易学》颇有研究和造诣。其《易学》著作在罗马教廷梵蒂冈图书馆就存有： 《易引》
(Borg.Cinese.317.6)、《读易记》(B.C.357.9)、 《总论布列类洛书等方图法》(B.C.317.12)、
《太极略说》(B.C.317.5)、 《释先天未变始终之数由天尊地卑图而生》(B.C.317.11)、《易学
外篇》(B.C.317.4/10)、《易学总说》(B.C.317.8)、《易经总说汇》(B.C.317.3)、《易稿》(B
.C.317.7)、《易钥》(B.C.317.16)、《周易原义内篇》(B.C.317.9)、《周易原旨探目录理数内
外二篇》(B.C.317.1)等多种。

[注8]莱布尼茨引用安德烈 弥勒(A.M黮ler,1630-694)于1678年著的《阿布杜拉 白达瓦鲁斯中
国史》(Abdallae Beidavaei historia Sinensis)一书，把《易经》传入欧洲的时间向前提到十
三世纪，由阿拉伯人阿布杜拉 白达瓦鲁斯(Abdalla Beidavaeus)传入欧洲。阿布杜拉死于1286
，是13世纪的著名阿拉伯史学家、法官、古兰经评论家、逻辑学家，对欧洲文化影响的典型人物
。莱布尼茨二进制主要源于《易经》，0和1符号取之埃哈德 魏格(E.Weigel,1625-1699)的0、1
、2、3的四进制。

[注9]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霍金在上世纪80年代与中国科技大学吴忠超合作研究给出了第一个宇宙
创生於无的数值解。请参阅 The Cosmological Constant is Probably Zero (Phys.Lett.B134
1984)和Numerical Calculations of Minisuperspace Cosmological Models (Cambridge,1984)

[注10]李约瑟《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二卷是与王铃博士合作而成，全书除王铃和鲁桂珍二人协
作外还有R.堪内斯、罗祥朋、汉那一利胥太、柯灵娜、Y.罗宾、K.提太、钱崇训、李廉生、朱济
仁、佛兰林、郭籁士、梅太黎、欧翰思、黄简裕、鲍迪克、祁米留斯基、勃鲁、卜正民、麦岱慕
等人。

[注11]由于莱布尼茨称伏羲为“科学的始祖”和临终前宣布二进制源于《易经》，使一些欧洲科
学主义者不满。伯希和(P.Pelliot,1878-1945)在1922年《通报》中以中国远古时代没有“0”，
试图否定二进制源于《易经》。但这种辩解十分离题，因为二进制和《易经》就是用任何两种符
号“逢二进一”， “0”只是一种符号。李约瑟在伯希和的基础上想到白晋所示的伏羲六十四卦
次序图与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是附会，这两张图是宋朝邵庸所作，试图说明莱布尼茨对伏羲八卦
图不了解。但问题是即使伏羲八卦为邵庸所作，不也是“逢二进一”吗？同时李约瑟利用《易经
》占卜否定莱布尼茨，认为《易经》占卜者们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算术方面的研究或思考。并以
占卜者将《易经》定为封建迷信，证明科学与巫术在二进制的区别。当对莱布尼茨为什么要鼓吹
八卦时，李约瑟就解释不清了。艾田蒲(R.Etiemble,1909-2002)在《中国之欧洲》更直爽，明确
的指定《易经》是一团谬误，将热衷于《易经》研究的学者称为伪学者。同时也把莱布尼茨和白
晋等视为一群巫合之徒，在胡思乱想，陷入荒谬之中，不可自拔。伯希和、李约瑟、艾田蒲等均
为欧洲著名史学者但在探讨二进制与八卦问题上却脱离历史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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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胡阳(1965-)，女，辽宁沈阳人，国际理学研究所(比利时 W.S.T vzw)所长。
李长铎(1957-)，男，辽宁丹东人，国际理学研究所研究人员。